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剛剛過去的五年,貴州省減少貧困人口656萬人

編者按:春節前后,本報記者先后深入云南、廣西、湖南、青海、貴州連片特困山區調研,在本版“脫貧攻堅在一線”欄目中連續推出5篇報道,既分析了脫貧攻堅存在的困難和問題,也提出了各種因地制宜、因戶施策的脫貧辦法,多方面探索精準扶貧、產業扶貧、金融扶貧、搬遷扶貧、基礎設施扶貧的有益經驗。

  全面小康,不落一人。到2020年使剩下來的6000多萬貧困人口如期脫貧,是一項艱巨的歷史性任務,必須凝聚脫貧攻堅合力,把脫貧攻堅抓緊抓準抓到位,決不讓一個地區掉隊,決不讓一個貧困戶掉隊。

  過去5年,貴州省減少貧困人口656萬人,易地扶貧搬遷66萬人,35個貧困縣、744個貧困鄉鎮摘帽,貧困發生率下降到14.3%。但貴州也面臨著未來5年年均減少100余萬貧困人口的巨大壓力。為實現2020年與全國同步小康的目標,脫貧攻堅的方式、方法有待創新,但“人”仍是其中的關鍵,從駐村干部全覆蓋到領導干部遍訪貧困戶,從黨建引領到“萬企幫村”,是幫助貧困群眾樹立脫貧的信心、找準脫貧的方向和途徑。貧困群眾是脫貧的主體,“自己的骨頭能否長肉”是關鍵。信心,在其中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。

  扶貧項目資金的每一分錢都不能打水漂

  扶貧項目的資金像春水一樣,流進了扶貧項目和貧困戶的心里。

  新春時節,殘雪還未融盡,暖陽一照,樹上的積雪化作水珠滴滴答答,風一吹便灑下一陣小雨。樹下,王建豐和付潤貴正爭執得起勁,水滴順著發梢流到臉頰也顧不得拂去。

  “三個晚上就下了20多只崽,你看這圈里擠成啥樣子了嘛!”43歲的付潤貴是貴州省務川縣柏村鎮長腳村的貧困戶,前年在王建豐公司的帶動下搞起湖羊養殖,誰知這湖羊產羔率這么高,不到兩年時間就從最初的21只增加到130多只,眼下百十平方米的圈舍擠得滿滿當當。王建豐卻是一臉無奈,“下雪造成道路凝凍,收羊的卡車根本走不通山路。”在一番解釋并承諾開春由公司免費出材料幫助其擴建圈舍之后,付潤貴的牢騷才有所收斂。

  抱怨歸抱怨,付潤貴是打心底里感激王建豐的,“前年9月份的時候想出去打工,又放心不下家里70多歲的老人和兩個讀書的娃娃,公司免費提供了21頭種羊,現在規模越來越大,單去年出欄35只羔便賺了2萬多元。”

  王建豐打的是“公司+農戶”的算盤,“前期無償提供種羊給農戶,并派專人進行技術指導和防疫,待產羔長成后再以市價折扣成本,公司從農戶身上不賺錢,利潤體現在后期的屠宰加工上,這樣實現的是公司和農戶的雙贏。”如今,公司屠宰場已經進入設備安裝階段。

  引入貴農建豐現代生態農牧科技公司發展湖羊養殖,柏村鎮政府在這上面沒少費心思。務川處于黔北大婁山脈與武陵山脈交匯地帶,柏村鎮不大,僅1.6萬余人口,卻有近半數人在外務工,余下“386199”部隊駐守,其中又多是貧困戶。“湖羊適合圈養,勞動強度不大,也適合本地氣候,公司托底,農戶飼養,適合鎮里實際情況。”柏村鎮黨委書記田敬說。

  窺一鎮而知全省。貴州是全國脫貧攻堅主戰場,同時又是勞務輸出大省。據省人社廳數據顯示,全省在外務工農民工有800多萬人,其中又以青壯年勞動力為主。隨著中央轉移支付力度逐年加大,貴州部分地區的扶貧開發已從往日的“缺錢少人”變為現今的“有錢沒人”,項目資金落到基層甚至面臨“無人能干”而難以發揮最佳效果。

  為破解這一窘狀,貴州各地在實施產業帶富的探索中,大力培養各級鄉村“能人”。這些“能人”,就是指致富帶頭人,也涵蓋各類企事業單位、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和各類農業合作社,希望通過“能人”的引領帶動,決不讓扶貧項目資金打了水漂,也借此樹立貧困群眾脫貧致富的信心。

  “說一千道一萬,不如做給農民看。”田敬通俗的話里包含著最樸素的道理。

  利益聯結機制讓貧困戶嘗到抱團的甜頭

  正安縣楊興鄉新建村金家咀組一條順著山坡蜿蜒150多米長的小道,是全組群眾趕集的必經之路。幾十年來,這條小道不知為群眾提供了多少便利,也不知有多少人在這條泥濘的小道上跌過跟頭,群眾對它真是愛怨糾結。

  今年1月份,它終于由泥濘不堪轉化為水泥防滑路面,而改變其面貌的居然是一位還在接受別人幫助的60歲貧困老人馮永華。一雙兒女因病早逝,老伴羸弱多病,馮永華早已對生活失去了信心,靠低保度日。

  去年,老人成為正安縣委常委、組織部長楊晏超的幫扶對象。彼時縣里正施行“54321”行動,即正縣級干部、副縣級干部、正科級干部、副科級干部、普通干部分別掛幫5、4、3、2、1戶貧困戶,以此實現對全縣貧困戶的全覆蓋,并做到“群眾不脫貧、干部不脫鉤”。

  正是在縣委組織部等部門的推動下,新建村把黨建與精準脫貧相融合,探索“產業黨小組+黨員致富能手+精準脫貧戶”“村級集體經濟實體+貧困戶”的產業發展模式,突破群眾無產業主心骨的畏難心理。

  “部分貧困戶沒學歷、缺技能、少見識,分配下來的項目、資金有的根本沒人敢接。要發展,黨支部牽頭,黨員示范,帶動群眾一起脫貧是條出路,也能讓貧困戶嘗到抱團的甜頭。”新建村駐村干部向森說。

  新建村從村支兩委和黨員群眾里選取有知識、有一定技能的在村人員,通過簽訂利益聯結協議形式由其帶幫3—6戶貧困戶共同脫貧致富,即受幫扶的貧困戶以其所享受的扶持項目、資金入股產業戶;產業戶在付給貧困戶每年1600元利益聯結紅利的基礎上,優先給貧困戶提供就業機會,并解決其生活和生產發展困難。

  在楊晏超牽頭下,馮永華去年成了組里養殖能手馮金華的利益聯結戶,不僅每年能夠固定分得紅利,還在馮金華的指導下喂上了5頭肉牛,“現在天天伺候肉牛,割草配料,日子過得充實,也過得踏實。”

  過上了踏實日子的老人去年底拿出了楊晏超送的500元新年慰問金,又自掏腰包補上300元購買了水泥、沙石等材料,鄰里一齊動手,將那條通組小道做了硬化、防滑處理。

  為確保扶貧工作措施落到實處,正安縣不斷加強鄉鎮黨委書記、村支部書記和農村致富帶頭人“三支隊伍”建設,著力打通服務群眾“最后一公里”和脫貧攻堅“最后一厘米”。截至目前,全縣21個軟弱渙散村黨支部已全部轉換,同時不斷加大村集體經濟發展力度,已消除“空殼村”57個,實現村級組織帶動貧困群眾致富。

  讓貧困戶充分參與扶貧項目的管理和監督

  30歲還沒結婚,在農村可謂“壓力山大”。“還不是窮鬧的,守著家里幾畝地實在拿不出5萬塊的彩禮。”不過銅仁市萬山區敖寨鄉中華山村的大齡青年楊秀峰現在并不著急,“等著今年5月份這季香菇采收完,賺個一兩萬元問題不大。”

  不種稻谷種香菇,楊秀峰是去年在村里領辦的合作社引導下做出的決定。“種稻子一畝最多收1000斤,賺不了幾個錢,合作社種食用菌,一個菌棒就能產0.2斤干菌,至少能賣5塊錢。”

  為讓貧困戶脫貧,2014年以來,村支書毛照新帶領村干部在浙江經過兩個月的實地考察,決定成立合作社帶領村民發展黑木耳產業。村支兩委在上級部門支持下整合精準扶貧項目資金100萬元和專項扶持資金539.6萬元,用于廠房、烘干房、生產便道等基礎設施建設。

  “按照‘村兩委+合作社+貧困戶’模式,由村委會帶頭組建集體經濟專業合作社,全村172戶貧困戶被吸納為社員,直接參與到合作社產業規劃、生產和監管等環節,做到自主實施和項目決策,從原先政府主導變為農戶主導。”毛照新說。

  去年,中華山村創新推行精準扶貧“622”分配機制,讓脫貧對象成為精準扶貧項目的參與者、建設者、管理者。“資金分紅,將純利潤的60%用于貧困戶、20%用于村級積累、20%用于合作社管理人員獎勵,形成對扶貧對象和管理人員的正向激勵。”毛照新說。

  “通過每季度召開社員大會,評議工資發放、通報生產情況和考核管理人員業績等,讓貧困戶充分參與扶貧項目的管理和監督,主動參與脫困過程。”敖寨鄉黨委書記楊洪海說。

  44歲的貧困戶舒興芬是社員之一,“合作社的事情大小都是我們自己說了算,賬目擺在辦公室里可以隨時查看。當時支書提出60%利潤平分給我們167戶,我們有的家里人口多覺得不公平,合作社同意家里人多的優先安排到基地打工,除了分紅還按月開工錢。吵到最后大家也就同意了,這是好事,不能讓它黃了。”

  毛照新算了筆賬:按現在黑木耳產量和市場銷售行情,我們培育的50萬棒黑木耳,每棒產干菌0.2斤,總產量達50噸;每噸市場價5.6萬元,年產值達280萬元以上,除去各項開支及成本純利潤約100萬元,172戶扶貧戶將每戶實現分紅3000元以上。

  楊秀峰顯然不滿足于那3000元的分紅,“自己干賺的總要多一點,技術上合作社的師傅常來指導,前期投入的7萬塊錢也是在村里支持下從信用社貸的款,區扶貧辦還給部分貼息,這兩年賺的錢先把貸款還上,以后日子就不用愁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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